但是，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受新农村建设规划等影响，各镇、街道在数年前就暂停了农民建房申请的审批。
[34]参见张鹏：《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研究》，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博士论文，2014年3月送审稿，第34页。[48]参见林来梵：转型时期的宪法与宪政，载《财经》2013年10月，15周年纪念专号，第22-23页。
当然，由于转型期宪法的转型一时难以完成，违宪审查制度的全面改革与完善一时也难以到位，但在现下，至少也可以充分发掘和穷尽现行宪法体制内的一切制度性资源，从其内部尽力开拓出推动宪法有效实施的可行之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曾正式公开的一个数据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8年度所收到的所有审查建议的件数，仅为86件。[29]该条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一种观点其实就暗含在前述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论中的第一种观点之中，即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就是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将宪法加以具体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做出行政行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律做出裁判;总之，我国宪法的实施，采取了通过法律的实施而得到实施的形式。[36] 参见林来梵：中国的‘违宪审查：特色及生成实态——从三个有关用语的变化策略来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该部分一共32条(第1-第32条)，根据前述的标准，大致只有如下三个条款可认定为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条款，即：第5条的法治主义条款、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第14条的有关生产、生活、社会保障制度条款，其中的第14条，也可视为部分性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条款过度集中研究行政行为。由于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方案事先没有进行专家论证，也没有做成本效益的预先估计，开征两年来，税款收人多少且又是如何使用的，均没有相应的预算及其信息公开。
蒂布特用脚投票的理论认为，各地居民面对各区管理、税收政策、信息提供和公共服务等不同的配置情况，可以自由迁徙，选择最能满足自身偏好的地区居住。《立法法》第63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所得税主要是通过支付环节实行源泉扣缴方式征收，而财产税则要由纳税人从自己的净财富中直接拿出一部分缴给国家，尤其是按年一次性征收，而在每次缴纳的数额又比较大的情况下，纳税人对此的评价是一个不得人心的税。当今财产税已退居为辅助税种，但仍不失为现代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各国地方税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财产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财富分配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这是其他税种法所无法替代的。
财产税与所得税一样，都是直接税，直接税容易引起人们的抗拒心理。从试点方案看，重庆方案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独栋别墅、新购的高档住房，上海方案主要是对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税，这势必将房姐、房叔拥有的几套、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的存量房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造成不同房型或持房数量的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平等。
在这种机制下，地方政府为扩大收益，热衷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企业便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1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90页。政府征税本身需要成本，在其不受制约的场域中，政府成本必将随着征税权力不断扩张而攀升。因此，《宪法》第13条和第56条规定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正义是税收和公共捐款的基础。在宪法学界，又将其称之为比例原则。在《房产税暂行条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两地试点方案却将个人非营利性住房纳入征税范围。[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5页。
《立法法》第79条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在宪法上没有明确划分，我国财政体制上的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未能得到合理配置、有效控制和理性运作，这是地方政府巨额负债形成的制度原因。
此外，我国宪法的其他条款也体现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9]其中最重要的是第5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参见毕金平：《我国税收立宪之探讨》，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财产权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是不分贵贱人人享有的平等权利，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同等保护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对公民来说至关重要，需要用法律予以保障，其中民法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法律。陈少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如哈耶克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促进公平的实现而试图过多地干涉或侵犯个人的财产权。进入专题： 宪法 私有财产权 财产税 法制变革 财产权 。
正如哈耶克所言：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就会很快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本性。[22]总的来说，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方案，除了应遵循税收法定主义以外，因其具有促进公平的目标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即开征房产税带来多少公共利益，又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多大损害，两者是否合乎比例？如果公共利益甚微，对公民基本权利侵害过度，这显然不符合比例性原则。
反之，就符合比例性原则。从财产权保障的宪法制度演进历史进程来看，财产权的保障，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2]2007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物权法》，第一次赋予私有财产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地位，并对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进行了创新：从保护储蓄扩大到保护投资，从保护劳动收入扩大到保护财产性收入，从保护生活资料扩大到保护生产资料。对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不课税，即使课税也要轻课税。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可见，国务院无权将全国人大的立法授权转授于地方政府，国务院第136次会议决定的转授权不应具备法律效力，上海和重庆根据国务院授权而制定的房产税暂行办法，也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31]而我国自秦始皇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后，集权的思想在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根深蒂固，新中国也没有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套公平公正的产权转化机制以及分配机制，那么非但不能够使广大群众拥有财产，创造财产性收入，而且还会在最初始的阶段就人为地制造出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8]刘静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3页。《房产税暂行条例》就是国务院被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待条件成熟时应及时上升为法律。
[26]对比这两组数据可知，无论是全国财政收入还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值速度，都远远超出GDP增速。税收制度应以保护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标准为原则。
近年来我国开始新一轮税制改革，从增值税转型到物业税空转，从资源税改革到房产税试点，再到营改增或增值税扩围，……但从宪政的角度看，它们都具有脱法越宪之嫌，尤其是2011年沪渝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严重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宪法》第56条的规定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在没有对政府事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采用税种分割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在坚持了近代宪法所确立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原则的前提下，当代各国宪法规定了法律保留、公益征收和补偿等相关制度来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地位，[8]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税法整体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体系，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一致。[24]法国《人权宣言》历来被视为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尽管法国的宪法变动频繁，但《人权宣言》往往被各种宪法接纳为宪法序言的一部分，其地位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私有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相遇时，不管任何时候私有财产得让路于公共财产，私有财产权不得不位居其次。而国家征税权力的无限性和公民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
为体现宪法的平等权，税法对不同的税系，具体规定了不同的原则，如流转税是分类有选择的课税原则，所得税是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财产税是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这一充满宪政精神的精辟论述，已经被写入许多国家的宪法中。
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权，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在独享收入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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